序
序
杨朝明
2007年7月25日，《中国文化报》刊载了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2008年1月24日，文化部办公厅发出《关于公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的公告》，1月30日《中国文化报》刊登推荐名单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示， “鲁班传说”项目十分引人瞩目。
“鲁班传说”作为鲁班故里曲阜市申报的项目，应当说与曲阜市政府文化部门及有关方面的积极工作密不可分。在2006年的春天，曲阜市政协主席会议以《建议案》的形式，向市委、市政府提出应当“加强鲁班文化研究，开发巧圣人文资源”，并发起成立“鲁班文化研究促进会”。“促进会”成立后迅速开展了各项工作，两年来，“促进会”不仅健全组织，广泛联络，而且稳步扎实推进各项工作，在我所了解的同类团体中堪称典范。而今，由孔祥金先生主编、王良先生执笔整理的《鲁班传说》成书问世，是“促进会”成立以来的又一重要成果。
在众多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中，“鲁班传说”地位特殊，价值极大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然而，“鲁班传说”这一文化遗产经由“圣地”曲阜的学人进行编辑整理，更具有特殊意义：
首先，历史传说中往往存在史实的“素地”，鲁班传说同样如此。
作为能工巧匠，鲁班一生有众多发明，他作为受人尊崇的“巧圣”当之无愧。鲁班之后，不少典籍如《墨子》、《礼记》、《风俗通义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述异记》、《酉阳杂俎》以及一些笔记、方志等著录了不少鲁班的传说，原本作为历史人物的公输般，在民间逐渐变成了一个传说式的人物。人们为征服自然，改进工艺，将鲁班想象成具有神奇技艺和无穷智慧的“匠师”。例如，在“传说”中，他造的木头鸟能飞、木头人能够劳动、他造的灯台点燃后可以分开海水、他的墨斗拉出线来就可以弹开木头、可以在一夜之间建起三座桥等，后世工匠景仰鲁班，于是，木工、瓦工、石匠等许多行业都奉其为“祖师”，为他建庙奉祀。
实际上，鲁班时代的鲁国，手工技艺的发展水平也确实出乎许多今人的想象，关于这一点，仅仅从《周礼》相关官职的记述以及鲁国手工技艺的相关早期记载就可见一斑。关于鲁班众多发明的传说，正折射出鲁班所处的那个时代、那个地域的手工技艺发展水平。
第二，鲁班传说为数众多，范围很广，但比较集中于鲁都曲阜。
传说集中之地必定说明他与这里的特殊关系，这一点与前者紧密相联。鲁班姓公输，名般，属于鲁国公族。东汉学者赵岐《孟子》注说鲁班为“鲁之巧人也，或以为鲁昭公之子”。据《礼记·檀弓下》记，鲁国大贵族季康子的母亲去世时，身为匠师的公输若年龄还小。当要下葬的时候，公输般请求用他设计的机巧来下棺。当时，季康子等人甚至都听从了他的意见，这显然是因为公输般以机巧闻名，大家都信服他。只是他的做法不合旧例，从而遭到公肩假的反对。根据东汉大经学家郑玄的说法，公输若是“匠师”，公输般与公输若同族。
元朝学者陈澔《礼记集说》也认为公输般为“若之族”。鲁国公族同姓中有以“公”称氏者，如有公仪、公鸟、公若等。公输氏中有“公”，其与鲁国公族中“同称公”者正是相同。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云：“公输，鲁有公输般，为工师。孟子所谓‘公输子之巧者’，其孙曰公输若，遂氏焉。”其以公输若为公输般之孙，不知何据，但公输若与公输般同族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季康子作为鲁国世家大族，其母丧一定由公族操持，不仅公输若、公输般，就连当时在场的公肩假也都应属于鲁公族人员。
察今散见的鲁班传说，其分布地域可谓广阔。其实，那时的士人、工匠到处游走，鲁班同样游历各地，所以各地志书中常常可以看到“鲁班遗迹”。如《大清一统志》就有“鲁班沟”、“鲁班山”、“鲁班堤”之类的记述，《述异记》记鲁班刻石为“禹九州岛图”，《陕西通志》有鲁班修的“鲁桥”、鲁班所凿的“万佛石像”之类。但是，关于鲁班的传说，鲁国故都相对更为集中，本书中专有《鲁班与故乡曲阜》一章就很能说明问题。
第三，作为巧匠文化的重要部分，鲁班传说有利于弘扬孔子文化。
鲁班有众多的发明创造，显而易见，鲁班是智慧的象征，鲁班文化是一种发明创造的文化，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精神。长期以来，我国重视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学说，而不太重视技艺，甚至视科技发明为“奇器淫巧”。但是，这与孔子以及早期儒者并没有必然联系。
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就已经有学者提出要分清“真孔子”、“假孔子”，要把孔子之学与后儒的偏见加以区分。中国先哲强调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“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”，不过是强调“德”与“艺”的先后关系、主次关系，并没有轻视“艺”的意味。孔子曾经称赞他的弟子冉求说：“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意思是冉求多才多艺，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？孔子又说：“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认为像冉求这样多才多艺的人，再用礼乐来成就他，也可以算是完人了。孔子将“冉求之艺”与“臧武仲之知”、“公绰之不欲”、“卞庄子之勇”并举，不仅没有轻视之意，相反，孔子对冉求是赞扬的。同样，孟子也曾赞赏“公输子之巧”。但是，十分不幸的是，后世却衍生出来对于科学的轻视，认为科学不过属于“艺”和“器”的部分。
后儒的偏见也造成了对鲁班的不公正对待。现在，国家在大力提倡“依靠科技进步，坚持自主创新，建设创新型国家”，在这样的时候，曲阜开展鲁班文化研究，弘扬鲁班精神，意义更为重大。当然，有必要指出，弘扬鲁班文化，应当注意在思考提倡科学精神、弘扬科技文化的同时，正确处理和认识人文与科技之间的关系。作为中国的科技圣人，鲁班不仅是一个建筑巧匠，而且是中国的科技发明之父。鲁班的发明涉及建筑、工艺、机械、车辆、航天、军事科学等行业，这在人类历史上也绝无仅有。显然，鲁班仅仅被称为土建、工匠的“祖师”还远远不够，他还应当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集大成者，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科技发明第一人，称得上“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”。振兴中国科技是我们刻不容缓的责任与义务，我们应当大力提倡鲁班精神。但是，科学的发展仍然要有人文文化为其先导，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，不实事求是地强调和偏爱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合适。
实际上，不论对鲁班文化遗产各方面的整理，还是在鲁班故乡进行鲁班文化的研究与开发，都具有特别的意义。在《鲁班传说》问世之际，谨重申一贯的看法，既表示我对此书的衷心欢迎，也向作者以及“鲁班文化研究促进会”同仁对我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！
是为序。
2008年4月15日
（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、教授，曲阜市政协副主席、鲁班文化研究促进会副会长）
杨朝明
2007年7月25日，《中国文化报》刊载了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2008年1月24日，文化部办公厅发出《关于公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的公告》，1月30日《中国文化报》刊登推荐名单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示， “鲁班传说”项目十分引人瞩目。
“鲁班传说”作为鲁班故里曲阜市申报的项目，应当说与曲阜市政府文化部门及有关方面的积极工作密不可分。在2006年的春天，曲阜市政协主席会议以《建议案》的形式，向市委、市政府提出应当“加强鲁班文化研究，开发巧圣人文资源”，并发起成立“鲁班文化研究促进会”。“促进会”成立后迅速开展了各项工作，两年来，“促进会”不仅健全组织，广泛联络，而且稳步扎实推进各项工作，在我所了解的同类团体中堪称典范。而今，由孔祥金先生主编、王良先生执笔整理的《鲁班传说》成书问世，是“促进会”成立以来的又一重要成果。
在众多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中，“鲁班传说”地位特殊，价值极大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然而，“鲁班传说”这一文化遗产经由“圣地”曲阜的学人进行编辑整理，更具有特殊意义：
首先，历史传说中往往存在史实的“素地”，鲁班传说同样如此。
作为能工巧匠，鲁班一生有众多发明，他作为受人尊崇的“巧圣”当之无愧。鲁班之后，不少典籍如《墨子》、《礼记》、《风俗通义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述异记》、《酉阳杂俎》以及一些笔记、方志等著录了不少鲁班的传说，原本作为历史人物的公输般，在民间逐渐变成了一个传说式的人物。人们为征服自然，改进工艺，将鲁班想象成具有神奇技艺和无穷智慧的“匠师”。例如，在“传说”中，他造的木头鸟能飞、木头人能够劳动、他造的灯台点燃后可以分开海水、他的墨斗拉出线来就可以弹开木头、可以在一夜之间建起三座桥等，后世工匠景仰鲁班，于是，木工、瓦工、石匠等许多行业都奉其为“祖师”，为他建庙奉祀。
实际上，鲁班时代的鲁国，手工技艺的发展水平也确实出乎许多今人的想象，关于这一点，仅仅从《周礼》相关官职的记述以及鲁国手工技艺的相关早期记载就可见一斑。关于鲁班众多发明的传说，正折射出鲁班所处的那个时代、那个地域的手工技艺发展水平。
第二，鲁班传说为数众多，范围很广，但比较集中于鲁都曲阜。
传说集中之地必定说明他与这里的特殊关系，这一点与前者紧密相联。鲁班姓公输，名般，属于鲁国公族。东汉学者赵岐《孟子》注说鲁班为“鲁之巧人也，或以为鲁昭公之子”。据《礼记·檀弓下》记，鲁国大贵族季康子的母亲去世时，身为匠师的公输若年龄还小。当要下葬的时候，公输般请求用他设计的机巧来下棺。当时，季康子等人甚至都听从了他的意见，这显然是因为公输般以机巧闻名，大家都信服他。只是他的做法不合旧例，从而遭到公肩假的反对。根据东汉大经学家郑玄的说法，公输若是“匠师”，公输般与公输若同族。
元朝学者陈澔《礼记集说》也认为公输般为“若之族”。鲁国公族同姓中有以“公”称氏者，如有公仪、公鸟、公若等。公输氏中有“公”，其与鲁国公族中“同称公”者正是相同。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云：“公输，鲁有公输般，为工师。孟子所谓‘公输子之巧者’，其孙曰公输若，遂氏焉。”其以公输若为公输般之孙，不知何据，但公输若与公输般同族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季康子作为鲁国世家大族，其母丧一定由公族操持，不仅公输若、公输般，就连当时在场的公肩假也都应属于鲁公族人员。
察今散见的鲁班传说，其分布地域可谓广阔。其实，那时的士人、工匠到处游走，鲁班同样游历各地，所以各地志书中常常可以看到“鲁班遗迹”。如《大清一统志》就有“鲁班沟”、“鲁班山”、“鲁班堤”之类的记述，《述异记》记鲁班刻石为“禹九州岛图”，《陕西通志》有鲁班修的“鲁桥”、鲁班所凿的“万佛石像”之类。但是，关于鲁班的传说，鲁国故都相对更为集中，本书中专有《鲁班与故乡曲阜》一章就很能说明问题。
第三，作为巧匠文化的重要部分，鲁班传说有利于弘扬孔子文化。
鲁班有众多的发明创造，显而易见，鲁班是智慧的象征，鲁班文化是一种发明创造的文化，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精神。长期以来，我国重视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学说，而不太重视技艺，甚至视科技发明为“奇器淫巧”。但是，这与孔子以及早期儒者并没有必然联系。
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就已经有学者提出要分清“真孔子”、“假孔子”，要把孔子之学与后儒的偏见加以区分。中国先哲强调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“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”，不过是强调“德”与“艺”的先后关系、主次关系，并没有轻视“艺”的意味。孔子曾经称赞他的弟子冉求说：“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意思是冉求多才多艺，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？孔子又说：“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认为像冉求这样多才多艺的人，再用礼乐来成就他，也可以算是完人了。孔子将“冉求之艺”与“臧武仲之知”、“公绰之不欲”、“卞庄子之勇”并举，不仅没有轻视之意，相反，孔子对冉求是赞扬的。同样，孟子也曾赞赏“公输子之巧”。但是，十分不幸的是，后世却衍生出来对于科学的轻视，认为科学不过属于“艺”和“器”的部分。
后儒的偏见也造成了对鲁班的不公正对待。现在，国家在大力提倡“依靠科技进步，坚持自主创新，建设创新型国家”，在这样的时候，曲阜开展鲁班文化研究，弘扬鲁班精神，意义更为重大。当然，有必要指出，弘扬鲁班文化，应当注意在思考提倡科学精神、弘扬科技文化的同时，正确处理和认识人文与科技之间的关系。作为中国的科技圣人，鲁班不仅是一个建筑巧匠，而且是中国的科技发明之父。鲁班的发明涉及建筑、工艺、机械、车辆、航天、军事科学等行业，这在人类历史上也绝无仅有。显然，鲁班仅仅被称为土建、工匠的“祖师”还远远不够，他还应当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集大成者，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科技发明第一人，称得上“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”。振兴中国科技是我们刻不容缓的责任与义务，我们应当大力提倡鲁班精神。但是，科学的发展仍然要有人文文化为其先导，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，不实事求是地强调和偏爱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合适。
实际上，不论对鲁班文化遗产各方面的整理，还是在鲁班故乡进行鲁班文化的研究与开发，都具有特别的意义。在《鲁班传说》问世之际，谨重申一贯的看法，既表示我对此书的衷心欢迎，也向作者以及“鲁班文化研究促进会”同仁对我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！
是为序。
2008年4月15日
（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、教授，曲阜市政协副主席、鲁班文化研究促进会副会长）